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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北碚的日子

北碚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离重庆50多公里,市容整齐美丽,有水路、旱路可直通山城,其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雾都可比,是一处理想的居家地方。抗战期间,林语堂先生在北碚购置了一所古雅的小洋房,后来林先生应邀到美国讲学,便把房子交给“文协”看管。老舍当时主持“文协”日常工作,自从有了这个安静去处,便常常来北碚玩耍,因为一则这里有许多朋友可就近谈心,二则小镇山清水秀便于写作。

老舍的老朋友梁实秋当时也在北碚,且与老舍的居处不远,所以两人经常见面。多年以后,梁实秋在《关于老舍》一文中愉快回忆了两人的交往:“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老舍),文蔷那时就读沙坪坝南开中学初中,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

老舍酒局

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了‘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的话,但也看出老舍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

1943年11月,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辗转来到重庆与离别了6年之久的老舍团聚,老舍一家便正式在此小楼定居。小楼共有房屋五间,一间客厅,四间卧室,既是老舍先生办公和写作的地方,也是他的居家之所,因这里鼠患严重,被他戏称为“多鼠斋”。老舍在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及家人的情况。胡絜青不厌其烦地向一拨一拨到访的朋友介绍北平老百姓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被细心的老舍仔细记录下来,成为他酝酿新作鲜活的背景材料。

据胡絜青回忆:“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1944年元月,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时期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老舍曾对朋友说他感谢自己的夫人,感谢她给他“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

当时大后方用的是质量低劣的土纸,不能用钢笔,只能使毛笔,于是老舍便购置一方当地所产的砚台,因刀法粗拙,价格便宜,为一般学生所使用,所以叫“学生砚”。每天清晨,打完拳吃完早饭的老舍就站在西窗下的书桌前,一边用这方“学生砚”研墨,一边思考着小说的情节,天天如此,仿佛一幅永久的图画。

而此时的老舍正饱受病痛的折磨,从1941年开始,老舍就因为营养不良严重贫血、眩晕,由于没钱看病,大家就给他找了很多偏方,比如吃鹅蛋,有一次还弄来一只老鹰,谁都不敢单独下手杀,众人合作才将老鹰杀来煮了。但老舍先生却一直在写,认认真真地写,一丝不苟地写,页面干干净净,偶有个别字词的修改,或减或添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可见下笔之前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夏天却也是同样的热。老舍的卧室既兼客厅又兼书房,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简直可以烤面包,在屋里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院子里的蚊子又大又多,让人苦不堪言,而这时战局又恰逢最严峻的时刻。

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老舍写作的进度,后来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1945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老舍还是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二部《惶惑》和《偷生》,并创作了大量的戏剧、散文和杂文,1946年初,老舍应邀赴美讲学,从此离开了这个美丽的蜀中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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