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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笔下的遗风陋俗

老舍喜欢把风俗写入自己的作品中,老舍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把风俗简单地镶嵌到自己的作品中,并且也不是作为简单的渲染生活的气息,他是由表及里,深入开掘,采用别出心裁的样式进行写作。老舍作品中的民俗描写是为表达文章的主题服务的,更好的突出人物的性格。老舍作品中有展现民俗的积极向上的一面,比如说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节日民俗中秋节、端阳节、春节等,同时也展现出民俗的消极的一面,比如一些遗风陋俗。老舍展现民俗的积极的方面正是为了揭示我们民族中积极向上的一面,遗风陋俗正是作者所要揭露和想要改造的一面。

陋俗的真实揭示

“陋俗是摧残人民身心健康,对社会发展进步和谐文明起破坏作用和阻碍作用的民俗。”现实生活中的陋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产生的陋俗,社会进步了,但是旧的民俗被保存遗留下来,表现出愚昧落后、阻碍社会进步的性质。第二种情况是普通的民俗在实行的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原因,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就变成了陋俗。老舍在其作品中呈现出民风陋俗,揭示陋俗产生的社会原因,针对民族的弊病,寻找一条易于民族发展之路。

老舍是北京民俗文化的欣赏者、接受者以及表现者,同时老舍也清醒地认识到民俗文化中的落后因子,老舍对民俗文化中落后的因素进行批判改造,只有这样,民俗文化才能发挥建设与创造的重要作用。老舍客观地表现北京风俗文化,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老舍曾说:“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他又强调:“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老舍清醒地认识到,民俗文化所包含的生活习俗、民间风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态等等,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发生变化的,大量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陈腐、落后的东西,也应该予以清除。

老舍在作品中对落后的民风民俗进行了揭露,包括落后的社会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娱乐民俗。

一、在礼俗中迷失:落后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人际交往民俗,包括个人举止礼仪和社会社交礼仪,同时还包括民间的人生礼俗,例如诞生礼俗,老舍作品中对社会民俗描写有其积极健康的一面,同时又有揭露和改造的方面。

老舍对旗人“残灯末节”的礼节进行了揭露。旗人在国家行将就亡之际,没有忘记繁缛礼节。在清朝末年,满族旗人过得是‘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妇女要是去送亲,必须置办好行头,那个年月旗人的生活都不怎么好过,还要硬撑起门面。小说中提起最多的还是大姐的婆婆和公公,他们家每到年关日子总是不怎么好过,但是他们夫妻二人还是那么的爱面子、讲究排场,大姐的婆婆不管门口有多少鸡爪都不怕,只要有“铁杆庄稼”的头衔在就可以了。大姐的公公虽然是一位武将,但是提枪上马的事情他是从来不会谈起的,提笼架鸟倒是他的强项,有时也唱唱戏,偶尔还“粉墨登场”。“我”的姑母也是晚清的一位孤孀,她每天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每次谈话总是以旗人的太太自居,领着国家的空饷,不知愁苦,旗人的安逸生活使她们忘记了家国的概念。但是在这部作品中也有正面人物的塑造,福海二哥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是熟透了的旗人,他熟悉旗人的礼节,就连行礼都做得那么好看;同时他又不像大多数的旗人那样坐吃山空,他还会一些油漆匠的手艺,并且做什么都像什么,这和旗人的旧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舍对老北京送礼、请客的不良之风进行了揭露。风俗本来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但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些风俗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偏移了自己的轨道,就拿请客送礼来说,请客吃饭这本来是一种和亲朋好友沟通感情的一个重要的渠道,然而在操作的过程中,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老舍在其作品中对老北京的请客送礼进行了抨击。老舍所描述的送礼虚假之风,在《离婚》中尤为明显,小说中的张大哥可谓是一个地道的京油子,对老北京的这种迎来送往之礼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他在送礼请客之前总要精心的准备一番,多了不行少了更是不能成事,甚至在他儿子从监狱中出来他都要精心地策划如何还礼,这种繁文缛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老舍对这种虚假繁文缛节深恶痛绝,但是谁又能开出一剂良药来治愈这种恶疾呢。其实,不只是在老舍那个年代有这种现象存在,我们当今社会也存在这种不良风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舍的作品中通过描写落后的人生礼俗,揭示陈旧的风俗习惯,展现人们的落后、迷信愚昧无知。小说《抱孙》,作者描写了一个不懂科学知识的老太太为了一心想要抱孙子最终把孙子给害死了。老太太在儿媳妇怀孕时,让儿媳妇多吃油腻的东西,每晚睡觉前总是撑得儿媳妇睡不着觉,由于营养过剩,儿媳妇生产时难产,孩子在医院里生下来,老太太由于要给孙子举行“洗三”,在回家的路上把孙子给捂死了。老太太不懂得科学的道理,一味地恪守古老的习俗传统,最终把幼小的生命给葬送掉了。老舍对禁锢孩子们的封建礼教和各种不良的社会风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牛天赐传》中,幼小的牛天赐在封建礼教中被戕害。他从一出生就被周围的封建礼教所包围,“洗三”、抓周他都经历过。等他渐渐地长大,他也不能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健康地成长,家里会要求他不许做这样的事情,也不许做那样的事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大人吩咐去做。等到牛天赐长大,父母亲的去世让他看清了世态炎凉,但是他也不能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他是从一个封建礼教束缚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畸形儿,传统封建礼俗教会他的只是迂腐,老舍创作这部小说无疑是对中国传统风俗中落后因素最好的抨击。

老舍对落后民风民俗的批判毫不留情。老舍很多作品涉及到婚姻道德关系问题,对封建落后婚姻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刘家大院》中,作者描述了王媳妇和公公、丈夫、小姑之间的关系,王媳妇经常受气挨打,小姑子欺负嫂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小姑子做错什么事情,过错永远是王媳妇,王媳妇在这样的家庭观念之下不堪忍受含恨自杀。民间传统的“老规矩”造成了这样的恶果,老舍通过揭示这样一种“老规矩”对封建的婚俗观念和家庭观念进行了控诉。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对落后婚俗的揭露。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施蛰存的《春阳》是描写冥婚的题材。冥婚也叫阴婚、殇婚,旧时婚姻习俗的一种,这种婚俗就是男女两家分别为死亡的子女联姻,冥婚分为几种,一种是男女双方定亲后都亡故的,择日由男童女童抱着双方死者的牌位进行成婚,婚礼结束双方移棺合葬;一种是男女双方不认识,家人说媒进行成婚;再一种是男方亡故,女方与男方的牌位成婚,与牌位成婚,从一而终。“《周礼·地官·媒式》有关‘禁迁葬者与嫁殇者’的记载。”到了宋代,有专门为早夭的未婚男女说合联姻之人。

老舍对农村利己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作品《柳屯的》讲述了一个嚣张的恶妇怎样苛待丈夫家人,老舍从另一方面揭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开始滑坡,人欲横流,这种势头已经蔓延到了农村,作者对农村这种利己之风担忧。另外老舍还对不健康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批判,对这种文化心理的批判也是通过批判一些民俗体现出来的。比如在小说《热包子》中,揭露了人们喜欢揭露人们的隐私,窥探别人秘密,并且把人的隐私给泄露出来,落后的人们在别人背后议论长短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这是中国人的通病,这些都是落后民风的呈现。

二、狂欢背后的污秽:岁时节日民俗

老舍在作品中对民俗节日进行了深情地描绘,但是老舍也对节日中的不良方面进行了揭露。老舍笔下所描写的节日民俗是美丽的,春节拉开了一年之中节日的序幕,以后的节日陆陆续续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端阳节的美丽是大自然赋予的,是老北京城的风物人情本色;丑陋的端阳节则打上了人为的烙印,是人对大自然的亵渎,是社会愚昧、落后在民俗生活中的体现。在《赵子曰》中有这样的记叙“屠户门前挂着一队一队的肥猪大羊。血淋淋的心肝,还没有洗净青粪的肚子,在铁钩上悬着。嗡嗡的绿豆蝇成群的抱着猪头羊尾砸一些鲜血……毒花花的太阳,把路上的黑土晒得滚热,一阵旱风吹过,粽子,樱桃,桑葚全盖上一层含有马粪的尘土。做买卖的脸上的灰土被汗水冲得黑一条白一条,好象城隍庙的小鬼”老舍先生把老北京端阳节的“混杂污浊”描绘的淋漓尽致。

北平的节日盛况也只存在于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描写了北平节日被日军占领前后的对比,传达出老舍对民俗节日的哀思。北平被日军占领之前,中秋节街上热闹非凡,在前面的表述之中也已经提到,这个地方就不再多说。被日军占领之后,中秋节的街上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街上没有闻到水果散发出来的香味,原先送礼的人们也不会花尽心思来挑选礼物,甚至连中秋节的象征性的食品月饼也不见了踪影,战争成为了人们挥之不去的阴影,侵略与被侵略这些字眼萦绕在人们的心间,人们已经没有心思考虑过节的事情,街上的兔儿爷也不见了踪影,随着战争的持续,可能这种萧条的场景会延续。民俗本来没有好坏之分,如果把节日民俗放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来进行考量的话,民俗就带有了时代印记,反映一个社会的变迁与荣辱。

老舍也借助岁时节日民俗中消极因素来描写反派人物。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描写贪图享乐、不知廉耻为何物的大赤包、蓝东阳、冠晓荷、祁瑞丰之流。大赤包贪图富贵,一味想着靠巴结日本人来获得光鲜亮丽的生活,她靠揭发钱默吟、巴结李空山当上了检查所的所长,希望利用自己的女儿招弟巴结日本司令,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蓝东阳不知国耻为何物,靠陷害他人爬上铁路学校校长的位子,靠“告发”师生、克扣学生的伙食获取一己私利。而祁瑞丰则整个是一个败家子、市井无赖的形象。冠晓荷则是一个外表华丽的人,内心极度的自私自利,他的内心只有他自己,为了自己的贪图享乐出卖同胞,良心丧尽。这些人身上都存在浓厚的北京文化烙印和文化心理,他们是在老北京的陋俗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小市民,他们一味追求荣华富贵、追求享乐生活,逐渐丧失礼义廉耻,丧失国民应有的魂灵,传统文化中的家国观念在他们那儿都被颠覆。

三、玩物丧志:老北京旗人的“玩”

老舍对旗人爱玩的习性进行了抨击。老舍描写旗人爱玩习性,着墨较多的就是老舍在建国以后未完成的长篇《正红旗下》。《正红旗下》描写了清末遗老,几百年的大清国就是被他们这样给玩掉的。小说中定大爷是典型的清朝贵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会想着用自己的官架子来摆平,做事情缺乏思索,但是对于“玩”却是格外上心,提笼架鸟不在话下,听戏唱曲是样样精通,有的时候还会粉墨登场,从来不晓得什么是正经的营生,“玩”就是他的职责。大姐公公“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大姐夫则“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们都是旗的将领,而今也就只能空有架子而已了。在革命兴起之时,旗人断了营生的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照样玩乐,养尊处优的生活已经使得他们忘记了征战沙场,也忘记了保家卫国。在封建时代,艺术大多数是由统治者中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他们闲来无事,唱唱戏,窜窜角儿。老舍早在《四世同堂》中,就半是谴责半是怜悯地写到禀赋优异的旗人“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旗人有着爱玩的秉性,他们把北京变成尽情游玩的场地,他们也在无形之中,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赵园在《北京:城与人》指出:“关于旗人对享乐的投入和创造热情,《红楼梦》的描写几乎无以复加,而且你得承认那种才秉与享乐倾向在造就《红楼梦》的作者上发挥过的功用。”在匮乏经济下被旗人贵族发挥到极致的享乐艺术以及消费文化,与“匮乏”形成对照,旗人的优赋异秉,艺术素养,以及他们对艺术的热衷追求,反而加深了其灭亡的悲剧。

满族人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民族,由一个小小的部落逐渐成为统治中原的霸主,也不得不为他们叹服,这些功劳应当归功于满族早期的民族文化传统所给予他们的精神支持。随着清朝帝制的建立,国家的稳固,帝王将相也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躲在后宫之中,成为温室的花朵,帝王之间尚且如此,何况老百姓呢。他们逐渐丧失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转而养成腐化堕落的风气,他们把无限的精力花费在侍弄花草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上来,而不关心国家大事,以至于丧失斗志,在外族入侵时已经溃不成军,这可以说成是种的退化,也可以看成是劣俗的影响。

随着封建帝制的结束,沦为平民的旗人,再也不能享受“吃铁杆庄稼”的特权,他们没有一技之长,生活中陷入困境。但是他们毕竟辉煌过,祖辈流传下来的礼俗不能改变,旗人的架子和面子不能丢,即使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有时候甚至是债台高筑,被人追债时也要表现出气度雍容,处处讲究的习惯,仍不忘提笼架鸟、唱曲玩票的生活。玩物必丧志,他们忘记了自强、自立,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命运。

陋俗:民族前行之碍与国民精神重负

一、愚昧自私的市民

陋俗影响下养成愚昧自私的市民。在落后民俗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老北京市民,可以分成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以及城市贫民这样几种形象。这里所说的愚昧自私的市民有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也有城市贫民。

在《四世同堂》中,作者塑造了祁老者这样一个老派市民形象。祁老者是典型的“老中国儿女”的形象,他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良、本分、淳朴、敦厚、平和这些美德都可以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同时他又是封建顽固的代表,他愚昧、自私、保守、顽固、目光短浅,时刻奉行祖上流传下来的规矩,事不关己不要过问,他一生都是拼尽全力守候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四世同堂的家族。他目光短浅,只要自己的家庭保住了,国不国对他来将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当时在选择买房的时候就抱有这种思想,国家只是当官的事情,我们老百姓只要守住自己的家门就可以了。当日本人占领了北京,他命孙媳妇用大水缸堵住家里的大门,并且准备了够吃三个月的咸菜,他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爱面子讲排场,战争打响之后,他不是关心北京城的老百姓怎样生活,而是关心自己的八十大寿如何才能不受影响,还能不能像往年一样有那么多祝寿的人,在国家面临危亡时,他想到的还是自己祝寿的事情。祁老者这一人物寄托着老舍对文化的反思,作为中华的子民,不论民族,都要审视自己的文化。

《离婚》中的张大哥也是老派市民,他自幼生活在北平城,对北平城的风俗文化可谓是了如指掌,他话语之间带着一种北京市民的优越感,他知足认命,墨守成规,害怕生活中的一切的变化。他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①的一个“热心”的科员,自幼就饱读经史,所以做事情从来都不走极端,他有着一套同日用百科全书一样的生活经验,被同事认为是生活常识的结晶。他热心为亲戚朋友效劳行状,作媒与反对离婚,是他的神圣使命。对于张大哥来说撮合一桩婚姻是一门艺术,消灭离婚则是他的艺术改造。但是老舍戳穿了张大哥手中的“法宝”,其实是敷衍和凑热闹,作家对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俗气凡庸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热心奔走,把同事老李的妻子从乡下接到城里来安家。他从来没有说过得罪人的话,自认为是一切朋友的“导师”。老舍对这种人的评价是:“他不是坏人,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是善意的,但这种庸人的‘善意’,似乎只能保持社会的黑暗,并且使得别人都象他一样生活在黑暗中,偶尔有了一点光明,人们甚至会在光明面前闭上双眼!”他身上体现了老北京市民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生存哲学,国民的劣根性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二马》中的马则仁也是一个守旧、迷信、中庸的老派市民。老舍把这个人物放到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刻画,他虽然身在西方开放的文化世界中,但是骨子里还是唯唯诺诺的中国老国民,虽然老马不是老北京市民,但是其做事风格特征那么符合老北京人的做派。他在英国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中国人的思路去做,看到房东太太就想到自己该娶一个老婆了,如果能娶到外国人做自己的老婆,那可是无限光荣的事情。他好面子,如果有谁夸奖几句,他就会请别人吃饭。他懂礼节,请别人吃饭总是自己抢着掏钱,谈女朋友,要给对方买东西。同时他抱残守缺,经常端着老板的架子,不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李子荣。老马坐吃山空,不会盘算,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混过一天少一天,等父子俩把哥哥留下来的那点钱花光就回到中国去。把老马放到英国这样一个环境来写,一方面体现了中英文化之间的对比,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批判。

老舍对新派市民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是“新派”与“洋务”的市井庸民。他们生长于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受到老北京风俗的浸染,但是却沾染了西方的坏毛病,集西方糟粕于一身。他们用浮光掠影、标新立异举止来装点自己,他们丧失了老一代的善良、淳朴热诚,他们缺乏自力更生的能力;他们虽然满口新词,实际上却是一味追求享受。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中,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时代的变迁,他们又别具洞察力,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文化熏陶,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勇于改变,但是东西方的文化只是皮毛的模仿,没有领略到中西文化的精髓,弄得不土不洋,最后在追名逐利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人格,甚至是出卖自己的国家,蓝小山、祁瑞丰、冠招弟,还有年长一些的冠晓荷、大赤包就是典型代表。《离婚》中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借助革命的口号在外面胡作非为,闯了祸还要家里替他承担,一生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家里要钱。这些都是老舍所要批判的无耻、浅薄、庸俗国民。

老舍笔下写得最多的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一方面写出了自己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他们愚昧无知造成的悲剧。祥子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他怀揣着梦想来到城里,在北京城无父无母,没有亲戚朋友,无依无靠,他想凭借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拥有自己的洋车,但无情的社会一次又一次打击他,最终要强的、好梦的、体面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最终没落沉沦下去。诚然,祥子的悲剧是那个万恶的社会所造成的,但是本身也是由于祥子自身狭隘小民意识所造成的。祥子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从不和别的洋车夫交往,性格自闭,胆小,经不住别人的恐吓,在遇到困难时不是如何用脑袋思考,而是一味地逃避,最终还是被自己的自私怯懦毁掉了。

二、社会庸人的养成

小说中的主人公‘张大哥’可以说是奉行庸人哲学的典型代表,并且是老北京市民的经典代表。张大哥懂得知足方能“保和”,“保和”才足以“全生”。张大哥这个人物是市民世故的集大成者,即使是在热心帮助人时也运用世张大哥就是那样极其艺术的活着。所以老舍在谈起他的小说人物构思时说:“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是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的展示。这个便是‘张大哥’。”张大哥是社会上存在的千千万万个张大哥,他们整天的往返于单位、家庭、和公共场所,他的形象取材于社会。张大哥信奉中庸哲学,依着想明白的道理塑造自己,也按照同样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后代。他对自己的儿子要求不是很高,“张大哥对儿子的希望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家庭派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张大哥的处世哲学就是敷衍,这是传统社会小公务员、小职员的人生理想与人生格局。

作品中奉行庸人哲学另外一个人就是老李。赵园对这一人物的评价是:“老李是那个社会及其文化张网以待的飞虫。”他是一个迂夫子,究竟也没有什么力量可言,他怯懦,中庸,甚至不能成为“社会”这只大袋子里的一粒坚硬的石子。老李和张大哥一样也是财政所的一名职员,而且是一个最有学问、人品最好、忠于职守的小职员。但是他的处境和遭遇偏偏是最不顺心,不论是在机关单位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只能徘徊在空洞的作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在工作中,他正直,不苟且,而被人视为科员中的怪物,屡次遭到阴险小人的猜忌与暗算。在家庭中,生活的不顺心使他的生命象是笼罩在薄雾中。老李和张大哥不同,他是有着新派思想的一个人物,他不安于现状,总是力求生活中有一些改变,力图摆脱不顺心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又把他拉了回来。他想摆脱自己无爱的婚姻,但是又被现实束缚住了手脚,想要求变,却被生活在不变中的人们视为异类,他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尊奉着张大哥们的中庸之道。

张大哥和老李都是在奉行这种隐忍的庸人哲学,但是现实社会却没有赐予他们平稳而安定的生活。张大哥的儿子被抓了起来,老李和张大哥都遭到了小赵的勒索,他们都无力反抗小赵的欺诈勒索,最终服软妥协。在危难到来之时,张大哥和老李不是积极的应对,他们坚守着隐忍的生活态度。老舍在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思考,到底奉行这种庸人哲学还能持续多久。

《四世同堂》中老舍也批判这种庸人哲学,典型的人物就是祁老者。我们发现,老舍的作品长于表现人伦关系,尤其是在呈现家庭关系方面尤为擅长。老舍的小说长于描写父子关系,“父与子”之间又是特别擅长写父亲。新文学所提供的“父与子”关系,大多是“青年胜于老年”的社会进化论的思维形式。祁老者相对于祁瑞宣、祁瑞全来讲正是家族中年长的那一代,老舍对祁老者所奉行的庸人哲学提出了批判。前面已经论述过祁老者这一人物形象,在此从另一角度进行论述。祁老者一生只求相安无事,当别人欺负你时,要学会忍,当他的重孙子受到日本孩子欺负的时候,他只是一味教育自己重孙,关起大门不让重孙子出去。他本着相安无事的人生哲学,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只要做好自己的就可以了。

市民由于社会位置和所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往往无师自通地发展了明哲保身安时处顺的人生哲学,赵园在《北京:城与人》写道:“‘吾将处材与不材之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一类处世方略。在他们中的有些人,那甚至不是方略,而是人格内容,使他们成其为他们自己的东西。由于实际生存方式与教养,他们绝不可能如庄子极尽形容的‘至人’、‘真人’、‘神人’那样超然物外作‘逍遥游’,他们只能在顺世中为自己赢得一点层次不高的‘自由’。”张大哥、祁老者等这一类老市民是社会中没有理论见解的“秩序派”,他们承认既成的秩序,承认绝对的权威,承认人世间尊卑贵贱的伦理道德秩序,安分、守常,并以此作为安全的代价。倘若在乱世,更是和其光同其尘,并使自己消失在人群之中。

由于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不贪鄙,节欲和自律使得他们变得平庸。老舍所钟爱的人物往庸常,例如牛老者:“他不自傲,而是微笑着自慰:‘老牛啊,你不过是如此。’自然他不能永远这样,有时候也很能要面子,摆架子。可是摆上三五分钟,自己就觉出底气不足,而笑着拉倒了;假若他是条鱼,他永远不会去抢上水,而老在泥上留着。”老舍笔下的这种庸人偏是教人可亲近。另外胡同是庸常人格养成的重要场所,老舍笔下也描写了冠晓荷与祁瑞丰等这样的庸人,虽然老舍对他们的把握有些肤浅,但是有一点是把握的非常准确,即在这种烂熟的文化之中浸泡久的,即使是作恶也难有较大的气魄。由世故与常识的环境中养不出英雄豪杰,但是也养不出大奸大恶、巨奸大滑。